深圳罗湖区玉龙填埋场启动21.7亿元环境修复工程，2024年7月全面动工，计划2026年底竣工，是全国最大全量开挖垃圾治理项目。
02玉龙填埋场垃圾体量达255万立方米，相当于1/5个西湖，工程进度已达60%，每天开挖5000立方米垃圾。
03玉龙填埋场修复后将转型为“数创智谷”，形成30公顷产业用地，开发规模超百万平方米，推动AI与数字经济。
04项目采用创新工艺路线，包括天幕遮蔽、多维除臭和筛分资源化利用，实现异味控制和垃圾高效再利用。
05玉龙填埋场治理标志着中国城市从被动修复转向主动规划，探索环境治理与产城融合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在深圳罗湖区银湖山麓，清水河畔的山脊翠脉间，正进行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城市肿瘤切除手术”——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
11.69万平方米的超大绿色天幕下，多台挖掘机有序工作着，对一座沉睡数十年、海拔110米、高差达46米的垃圾山进行精准“解剖”。空气中悬浮着的除臭水雾，让现场几乎闻不到任何刺鼻气味，运输车辆穿过设有隔音屏障的通道，将陈腐垃圾运入晾晒车间供后续处置……
这是迄今为止全国体量最大、全量开挖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面对堆存约255万立方米废弃物的垃圾山，这场“刮骨疗毒”，相当于要将近1/5个杭州西湖容量的陈腐垃圾“连根拔起”。
更重要的是，“刮骨”只是开始，之后，这片土地将转型为以AI、生命健康和数字化的经济为核心的“山水云台·数创智谷”，实现从“城市旧伤疤”到“发展新引擎”的蜕变。
在深圳罗湖中心城区，距离罗湖北站约2公里的银湖山麓，有一块突兀的“城市伤疤”，横亘在现代化的都市肌理之中。
这里，曾是深圳早年最大简易垃圾填埋场——玉龙填埋场的所在地，1983年启用、1997年停用、2005年底正式封场。一侧山清水秀，一侧高楼林立，作为中心城区难得的“生态宝地”，其工程红线万立方米的垃圾山，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治理。
“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是目前国内工程量最大、技术标准最高、距离居民区最近的填埋场全量开挖和生态修复工程。”深圳市罗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胡维衡介绍，项目总投资21.7亿元，于2024年7月全面动工，计划2026年底竣工。
“当下，整个工程的进度条已拉至60%左右。”12月17日，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代建负责人陈伟军指着工程规划图告诉潮新闻记者，目前工程每天开挖垃圾5000立方米左右，筛分约6000吨生活垃圾，进出库区各类运输车辆500至600车次。
255万立方米的陈腐垃圾，体量足以填满1000个国际竞赛泳池，约等于再造1/5个西湖。面对如此巨大的工程量，这场手术为何“非动不可”？
“因为它不仅是生态隐患，更锁住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越是难题，越不能回避。”作为项目建议书编制单位负责人，深圳市综合交通与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市政设计院院长牛建敏至今仍对初次踏勘的记忆印象非常深刻：巨大的垃圾山，与周边格格不入，像一道横亘在繁华城区与优美山景之间的“环境伤疤”。
虽然玉龙填埋场已闲置多年，但封场后仍存在臭气、渗滤液污染、边坡不稳定、沼气自燃等安全风险隐患。与此同时，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曾经深圳边缘的偏僻山谷已成为中心城区的发展宝地，处于深圳罗湖“山海连城”计划的关键生态节点，坐拥无缝衔接高速、步行可达罗湖北站的交通便利，开发潜力巨大。
“正因如此，我们没进行传统覆绿，而是选择了全量开挖这一‘大胆得近乎激进’的路线。”牛建敏认为，这种彻底清除污染源、释放土地价值的模式，正是玉龙项目创新的灵魂所在。城市中央、规模超大、巨大投资、全量开挖、改造现代化产业园……这在全国目前尚无先例。
项目竣工后，玉龙片区将形成约30公顷的连片产业用地，初步规划开发规模超过百万平方米。胡维衡期待着，在这里拔地而起一个现代化科技园区“数创智谷”。
“六阶段膜已揭开，把挖掘机移过去，正式开挖！”施工现场，中兰环保生产经理刘君拿着对讲机精准下达指令。身后，装满陈腐垃圾的渣土车来回穿梭……
“这活儿，精细得像‘做手术’。”陈伟军说，这场高难度“手术”的成功，离不开一套目前国内乃至国际领先的集成技术创新——“快速好氧预处理+天幕遮蔽开挖+多维复合除臭+筛分资源化利用”的完整创新工艺路线。
的确，要掀开一座沉睡数十年的巨型垃圾山，听起来就恶臭弥漫。想“刮骨疗毒”，疼痛在所难免。不过，技术的精益求精，带来了极为有效的“止疼秘方”。
“通俗来概括就是，天幕罩得住，异味闻不到，垃圾吃得消！”站在山坡观景平台上，陈伟军指着远处的绿色天幕系统说道。
这是目前国内覆盖面积最大的天幕系统，最大跨度280米。“就像给填埋场搭了个巨型帐篷。”中建五局技术负责人王佳佳介绍，这套系统既能实现视觉遮蔽，缓解附近居民的心理不适，也能防尘抑尘，控制开挖扬尘扩散。更重要的是，还能辅助除臭。
天幕钢构下，空气中飘浮着极其细微的水雾——那是除臭喷淋系统在运转。喷洒的除臭剂，能捕捉并中和可能逸散的异味分子。
不过，要想除臭，靠的不仅是天幕，开挖前的“快速好氧预处理”环节也功不可没。指着垃圾堆中伸出的、连接鼓风机的数十根黑色管道，刘君解释，这是向垃圾堆体内注气井注入空气，加速有机物的好氧降解。“这能有效从源头降低甲烷浓度和恶臭物质强度，为安全开挖创造条件。”
“快速好氧预处理和天幕除臭喷淋，几乎能解决掉80%-90%的异味，剩下的，就交给雾炮机和环场喷淋系统。”陈伟军表示。
对于垃圾异味的“神秘消失术”，住在距离工地直线距离仅数百米小区的林女士深有感触：“刚动工时，我紧张得不行，毕竟谁都知道挖开垃圾堆会是什么场景，但是没有想到，的确没再次出现想象中的恶臭。”
与个体切身感受相比，更精准的是监测数据。在项目指挥中心，大屏幕上跳动着遍布全场128个监测点位实时传回的数据。“硫化氢浓度、地下水质指标、噪音分贝曲线，每个数值都很重要，必须精准达标。”环境监视测定员成后冰说。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刮骨疗毒”过程中，总系统运转的最后一环，是巨量陈腐垃圾的再利用之路。
中兰环保技术负责人赵文阀介绍，从填埋场挖出的垃圾采用“两级滚筒+风选”核心工艺线进行筛分，然后“兵分数路”——轻质可燃物外运至焚烧厂或热电厂发电；腐殖土外运做无害化处理；无机骨料及建筑垃圾用来生产再生建材；污泥外运至焚烧厂或热电厂协同处置发电……
“玉龙填埋场的陈腐垃圾，轻质可燃物设计量为33万吨，燃烧后发电量达1亿度，相当于2.6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赵文阀说。
一座高差46米“垃圾山”的连根拔起，“负资产”变“新引擎”的命运反转，也为中国城市破解“垃圾围城”问题带来了新启示。
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背后，是当下许多超大、特大城市在发展过程同面临的症结——一方面，闲置多年的垃圾填埋场，封场后仍存在各种安全风险隐患，“病痛不断”；另一方面，潮水般汹涌的城市扩张，改写了区位格局，不少曾位于偏僻边缘的“城市肿瘤”，成为未来发展路上的“绊脚石”。
“上世纪80、90年代建设的许多填埋场，如今都面临相似困境，既占用宝贵的城市土地，存在环境污染隐患，又与周边发展格格不入。”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副教授王岱霞指出，上海老港基地、广州兴丰等填埋场，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从单纯封场到生态修复、再到土地再利用的转型过程。
其实，放眼国内，此前也有不少开挖垃圾填埋场的案例，如浙江余姚桐张岙填埋场、海口颜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等。不过，无论是治理规模还是开发彻底性，都远小于玉龙填埋场。
在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副院长徐期勇看来，这是中国超大城市破解“垃圾围城”的标志性一战。“过去，垃圾填埋场治理就像贴创可贴，而玉龙填埋场的尝试，相当于做了一次刮骨疗毒的彻底手术。”
“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是一次对超大型城市核心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破题之作，其最大意义在于，探索出一条‘环境治理+开发建设+产城融合+创新引领’的系统性解决方案。”胡维衡表示。
其实，随时代变迁，中国垃圾处理也经历了不同阶段。上世纪80年代，简易填埋是处理城市垃圾的主要方式。随着垃圾焚烧技术成熟，焚烧逐渐取而代之。住建部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焚烧占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总量的比重为84.63%，已成为绝对主导。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在1985年建设的清水河垃圾焚烧厂，是国内第一座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厂。或许此次的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也会成为一个崭新的样本，迈入城市垃圾治理下一阶段。”徐期勇表示。
不过，创新之举固然值得摸索，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是“垃圾围城”问题的“唯一解”。王岱霞认为，每个填埋场都有其独特的地理、经济和社会语境，城市治理决策必须在理想蓝图与现实约束间寻求平衡，经济可行性、技术可行性、规划协同性都是需要审慎评估的维度。
“不管怎么说，此次尝试都释放了一个信号，对于城市垃圾的治理，已经越来越从被动转向主动，不满足于单纯的生态修复，而放眼于长期的区域发展规划。”徐期勇说。